中广网北京12月22日消息 （记者王浩）社科院昨天发布了2010年《社会蓝皮书》，对明年我国的社会形势作了分析和预测，明年年底，中国人均将接近GDP4000美元，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来看， 我国明年将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成长阶段。

    《蓝皮书》提出的新成长阶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重新进入8%以上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会更加依赖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对这种新成长阶段做了解读：

    陈光金：过去我们主要靠投资、外贸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增长动力是过于单一的，缺少一种综合性和长远性。那么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光有投资和外贸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建构起一个三驾马车合理地发挥作用的这么一种体制和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它是我们下一步新的增长阶段需要予以关注的层面。

    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进一步阐述说，整个新成长阶段还意味着，我们的改革要从过去主要的集中在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

    李培林：这30年来的改革，主要的改革路径还是集中地经济领域，那么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要求改革从经济扩展到全面的领域，这涉及到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乡社会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社区社会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李培林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是我国今后改革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成为难点：

    李培林：在整个的收入差距当中，城乡差距是最大的一个变量，城乡差距的变化情况是影响收入差距最大的因素。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农民工的收入情况在下降，我们估计，今年全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可以增长10%左右，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大概只有6%—7%之间，所以城乡收入的增长率之间又拉开了3、4个百分点。

    但说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但陈光金认为，这是一个世纪难题：

    陈光金：这是一个世纪难题。从逻辑上来讲，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就要减少农民，否则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所以就需要有更大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吸纳、消化农村的劳动力，与之相关的就是要改革我们的城乡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的人口乡城移动还是一种摆动型的移动，他们的人作为劳动力进入了发达地区，但是他们的赡养负担却被留在了农村，这实际上是一种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剥削。

【编辑:中国石榴频道 汪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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